重庆包工头13年免费帮农民工讨薪 经济困顿致妻离子散
原标题：图文：重庆包工头13年免费帮农民工讨薪
挣的钱全花在了替人讨薪的路上，经济困顿致妻离子散，一个人的战斗还能持续多久？
穆启高从四川老家来武汉已有7天，但仍然没有要回被欠的工钱。10月10日下午，一筹莫展的他找到了向永兴。他从老乡那里得知，重庆籍包工头向永兴，在武汉专门为农民工讨被拖欠的工钱。
向永兴说：“既然找到了我，我就会尽力帮你们办。”当天下午，向永兴带着穆启高夫妇，走进了欠钱的建筑公司。
这笔钱能否要回来，还不知道。但这样的路，向永兴已经坚持走了13年。
1997年，因为自己的一次工伤“扯皮”，包工头向永兴走上了义务为工友“讨薪”的道路，因“要钱”的名气太大，找他帮忙的农民工几乎踏破了他家的门槛。
2011年，他在青山区总工会创办了一个“维权工作室”，坚持做讨薪“义工”。
但义务“讨薪”13年来，向永兴经济困难，妻离子散，人身安全还常常受到威胁。而讨薪过程中遭遇的冷漠与困境，更是让向永兴陷入心理乱仗之中：这份仅靠同情和道德建立起来的事业，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一次意外的工伤
包工头萌发免费讨薪想法
穆启高坐在向永兴旁边，把一个卷边、破损的文件袋，从上衣内口袋拿出来，双手递给向永兴。约10分钟以后，向永兴看完那些签着歪歪扭扭的名字和按着鲜红指纹的打印纸，然后一张张讲给他们听，告诉他们拿回薪水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这个工作室只有4把椅子，2张桌子，面积不足20平方米，墙体结构为活动板房，四面墙壁上挂满了锦旗，来自全国各地的感谢信，都聚集到这间小房子里。
这间工作室创办于2011年，名为“重庆市奉节县在汉农民工维权站”，专门为农民工讨薪、维权。这个“小站”发展了3年，至今仍只有向永兴一个专职人员。
其实在建这个工作室之前，向永兴就一直在帮农民工讨薪。如此这般的执着，动因是他自己的一次工伤。
1993年，18岁的向永兴只身到武汉打工，经老乡介绍，辗转于武汉的各大工地。经一番摸爬滚打，他在1996年“升级”为一个带领二十余人的包工头，当年他只有21岁，在老乡中名声鹊起。
“1997年8月份，我在汉阳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当时几个工人在打井，我在4米深的井下挖土，另外两个人往上提。不知道怎么回事，吊车上一个20多米长的钢架掉下来，打倒了井外的两个工友，井口装满土的铁桶掉进深井，把我砸晕了。”向永兴说起那段往事，仍心有余悸，身体不断做出躲闪的动作，看上去像在重演那个过程。
向永兴在医院昏迷了7天，醒来后发现建筑公司只付了抢救费，此后1个月的住院费，建筑公司始终拖延不付。
“隔壁床位有一个病友的儿子看不下去，帮我跑了一个月，硬是要回了治疗费。之后我又跑了半年，经过劳动仲裁，最终拿到了7000元赔偿款。”向永兴说，奔波半年花的钱远不止7000元，但感念于病友的帮助，也深感农民工维权的艰辛，“那时起，我便萌发了帮农民工免费讨薪的想法”。
一个人的战斗
13年职业讨薪生涯的苦与乐
向永兴一开始并没有打算专门帮人讨薪。
1997年的那次事故以后，他开始对劳动法、工伤保险等涉及农民工维权方面的书籍特别感兴趣。但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他，并不能完全看懂那些法律术语。并且，因为自己发生事故时，最开始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法律待遇，因此他对法律尚且抱着怀疑的态度。
他首先想到的是，要照搬法律条文，验证是否真的有用。于是，只要一听说有人在工地上受伤或工钱被拖欠，他就跑去帮人“打官司”，而且总是一边跟别人理论一边从口袋里拿出法律条款，翻出来，找一条就反驳对方一句。
但这样的方法太拙劣，容易让别人一眼就看出自己是“野路子”。向永兴开始改变策略，协助受害者找律师，在协商、诉讼过程中请教律师。到2010年左右，他竟能把那些艰涩的法律条文倒背如流。
在帮别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以后，向永兴认识到，只要认真准备，坚持不懈，那些法律条文规定的东西，都是可以实现的。
10日下午，向永兴掀起工作室门口的一面锦旗，指着一个落款为“陈文学家人”的锦旗说，“这是工作室成立以来，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一次维权。”
2012年7月，武汉黄陂人陈文学在广西桂林一工地上工作时，突然倒地死亡。当地项目部以“非因工死亡”为由，只答应赔偿3万元，毫无法律常识的家属虽不愿接受，但也无可奈何。一次偶然机会，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职业讨薪人”向永兴的报道，便找到了向永兴。
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向永兴判断这起事故属于因工死亡。“在法律框架下，谁都逃不脱责任。”向永兴说，出了事绝对不能闹，要靠法律解决，同时也要讲技巧。这起事故，向永兴为陈文学的家属讨到了法律规定的43万元赔偿金。
但并不是所有事故都那么容易处理，也不是每次成功都不需要代价，向永兴所走的路，更多是荆棘丛生。
一条难走的路
“纠心”的事业还能坚持多久
2000年开始，向永兴“职业讨薪人”的名气便在重庆、四川籍农民工中传开，上门求助的人一度让他无法出门。因为“讨薪”的“工作”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许多工程承包业务转到他手里时，他都无奈婉拒了。
2000年以后的10年时间，尽管武汉市处于大发展、大建设时期，建筑工地一个接一个往外冒，但向永兴的年收入一直在10万元左右徘徊，没有一点增长。
2010年，受名声所累，他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于是他索性离开建筑行业。2011年，向永兴申请成立了“重庆市奉节县在汉农民工维权站”，挂靠武汉市青山区总工会。作为志愿者，他每个月可以从总工会领取500元到1500元不等的补助，这也成为他现在的唯一收入来源。
“回过头来看，这13年我付出了很大代价。”让向永兴至今心痛的是，因为不断帮人讨薪，他和家人的人身安全，总遭到不明身份者威胁。2010年，身心俱疲的妻子和向永兴离婚，3岁的儿子无奈被送回农村老家，跟年过七旬的奶奶留守，可以说是妻离子散。
向永兴眼神黯淡地说：“妻子跟我离婚，经济来源断绝也是一个原因，我每年挣的钱都花在替别人要钱的路上了，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所以我不怪她。”
一个38岁的男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记者“说事”时，眼睛里竟闪着泪花。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人难当。
“是不是什么事都有瓶颈?”向永兴很疑惑，“工作室请律师到工地上做法律宣传，竟凑不齐10个人，许多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出了事又到处托关系;打赢一场官司，解决一个纠纷，拿着结案报告，可以到重庆工会拿500元钱补助，但有人结案后直接消失了，自己出了力却讨不到一点好，心理落差很大;再就是涉事单位或公司很不配合等等……”
为农民工做了13年的义务讨薪人，向永兴现在却陷入了心理乱仗，维权的路还会走多远，尚未可知。脱离了经济支撑，仅靠同情和道德建立起来的事业，到底能坚持多久?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一头扎进去，就这样一直做下去，能做成什么样子，能做多久，顺其自然。”向永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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