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汉”躁动 25年一觉复兴梦

对武汉来说，不管复兴的路有多长，大武汉的核心始终是人，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观念解放的干部队伍，二是企业家群体，三是高素质的市民。他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不同群体。

一流的城市需要一流的产业支撑，一流的产业由一流的企业集聚形成，一流的企业需要一流的企业家引领。因此，大武汉回归的首要在于企业家群体的突起。

向企业家鞠躬

4月18日，“武汉市企业家活动日”举行，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参加。活动一开始，阮成发主动站起身，向所有与会的企业家鞠躬。记者梳理《长江日报》上公布的企业家名单发现，真正有重大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家数量，还是相对较少。这是武汉多年来的一个客观事实。

其实，不仅武汉如此，所有经济欠发达地区，都面临企业家资源稀缺的短板。正因如此，在采访中，所有受访者在分析武汉如何实现真正复兴时，都不约而同地重点强调企业家的作用。

从纵向来梳理，虽然大武汉在近现代历史上拥有很高的城市地位，但那些为民族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企业家之中，似乎很难发现武汉人的名字。从横向对比会发现，当前正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一大批重量级领军型企业家，我们还是很难找到武汉人的身影。

“在东湖高新区，只有一家产值超百亿的企业，但是作为一家国有企业，董事长贡献再大也不能说是自己的。”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分析说，深圳、青岛、宁波、无锡、苏州、大连、佛山等新兴经济城市崛起和赶超武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企业家的兴起。比如青岛有名扬海内的“五朵金花”，深圳有华为、中兴、招商、平安、万科、腾讯，每个企业都有一个响当当的企业家领袖。

实际上不用看太远，这样的企业家明星，在武汉周围各省市中，都可以找到。

武汉的南边邻居长沙，其工程机械制造产业的原有基础，远不如武汉雄厚。但长沙有梁稳根、詹纯新、何新华，以及向文波等一批领军型人物，引领长沙向“工程机械制造之都”挺进。

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就能说明一流企业与一流企业家的重要性。武汉原有的著名企业武重、武锅、长动3家企业重组成为武汉重工集团，合并起来2010 年的销售额才30多亿元。同为中部的长沙三一重工、中联重科，2010年销售收入双双突破500亿元，武重与它们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同样是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三者比较后会发现，武汉东湖一方面不像北京中关村那样，有联想、方正、紫光、百度、搜狐、新浪等知名企业；另一方面，也不像上海张江那样，有200多家世界500强研发中心。湖北当地学者和媒体调研后发现，虽然武汉每年培养的高科技人才高于上海，但进驻武汉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却很少，这明显是一种悖论。

因此，有专家称，武汉就像是一个企业的“围城”。城外的企业可以冲进来，城内的企业难以冲出去。对此，“点子大王”何阳道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 由于武汉夏天出了名的热，武汉的饮料销售额在全国一直处于前列。按此推理，武汉发展空调业的条件似乎很充分。但是，武汉的空调品牌却没有走向全国市场，武汉至今还找不出一家与海尔、格力、美的并驾齐驱的空调企业航母。

企业家的缺失，直接导致武汉众多优势只能体制内循环，无法发挥作用。一个典型例子是武汉的科技优势无法与当地产业进行配套转化。李光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武汉纺织大学的徐卫林教授发明了一项全新的纺织技术，被誉为是“纺织行业的一次革命”，但在武汉竟然找不到一家企业能够将其转化成产品，最后被山东如意集团买过去，仅用3天时间就拿出转化的成果，创造了几十亿的产值。更具意味的是，如意集团反过来再回到武汉，把自己生产的全世界最轻薄的纱巾，捐赠给武汉纺织博物馆。

冲破“天花板”

“为什么我们留不住马云？”曾成为上海的热门问题，武汉需要同样的反思。

汉正街曾经诞生过中国第一批商贸流通领域的小老板，但是武汉没有像南京那样，生长出中国商贸流通领域的大哥大——苏宁集团。汉正街更是没有成为与义乌小商品市场并驾齐驱的交易中心。虽然现在有汉口北商贸流通枢纽的崛起，但是其真正的操盘手，却是浙江人，是义乌人。

实际上，不管是本土能人型企业家还是外来植入型企业家，武汉都很少。而且在企业数量或是体量上，都与武汉这座城市本身的体量不相称。

武汉为什么企业家资源不足？只有找到制约的天花板，才能打破阻碍企业家竞相涌现的瓶颈。

首先，在国有企业一枝独秀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在利益左右搏弈中艰难推进，在上升中还有体制困境。这在武汉已经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其背后隐藏着有形或无形的多种制约。

其次，是企业家能够支配的资源少，尤其是具有一定技能和团队精神的员工队伍少。其主要原因是武汉每年的人才流失严重，根据《湖北发展研究报告2010》中公布的数字显示，2009年与2010年，武汉市高校毕业生连续两年都是25万人，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每年大约只有1%的博士生、4%的硕士生和11%的本科生留在武汉创业就业。“这与武汉的产业结构有直接关系，武汉的知识型就业明显不足，高科技服务业水平低，武汉的高技术还是集中在高技术制造业上。”李光分析说。

第三个关键方面，是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环境问题。武汉复兴需要打造一批产业“航母”，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汇集一片承载航母的“海洋”，这个海洋就是环境。

在4月6日的会议上，播出了一段投资环境案例的采访录像，让会议厅内近百位武汉市各部门“掌门人”如坐针毡：在一份反映审批难问题的报告上，市领导写下感叹，从审批到完工最后要花上29个月，真是难于上青天！武汉邮科院准备盖一栋研发大楼，但跑了多个部门，审批一头雾水，最后一算账，从审批到拿到备案证，要花518个工作日、过77道关。而同样在南京，该院建大楼只花一个多月就审批完毕。

还是在这次会议上，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围绕环境问题举例说，武汉有13家五星级酒店，但组织稍微大一点的国际会议会展，就捉襟见肘，写字楼也没有一座真正能对接全球化经营要求和全天候服务要求的。在市级政务网上随机选择内资企业注册登记，成都承诺是5个工作日，杭州是3-5个工作日，武汉是25个工作日。

当时公开播放的全是武汉投资审批时限长、政府官员违法乱纪、承诺不兑现等“黑镜头”，这些都更加印证了新华社调研报告中的问题。“投资环境不优，已成为我市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障碍！”阮成发大声疾呼，“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大刀阔斧，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从根本上改善投资发展环境，努力将武汉打造成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程序最便捷、收费最低、效率最高的城市，让投资者和企业家安心、开心、快乐。”

《长江日报》曾专门撰文称“作为历史重商之都，武汉为什么缺少全国闻名的一流企业和企业家，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反思”。4月27日的《湖北日报》上，在综述湖北省党政代表团赴湖南学习考察时，着重分析认为“湖南速度”是从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中内生出来，并提出“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投资环境；要像每天洗脸一样，及时清除环境中的污垢。”

由此可见，阮成发向企业家鞠躬的一幕，意味深长，含义深刻。

冲刺“第四极”

■本刊记者王运宝

搅动、奋起，一股努力向上的冲劲，让外界强烈感受到当下武汉的力量。

站在2011年这样一个对武汉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来观察，我们不禁发问：群雄并起的时代，武汉能圆一个复兴武汉、回归国家中心城市的梦吗？

如果从武汉一座城市扩展到武汉城市圈，从武汉城市圈再扩大到长江中游城市群，2011年会不会成为“中三角元年”？“中三角”又能否成为中国的“第四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