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良智：展现大武汉的雄心与抱负 激情与担当
考量一座建筑，可以有三个维度：实用美、个性美、整体美。
实用美，追求的是建筑的功能性。这是建筑首要的、基本的价值。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为了避风雨、御寒暑，结草为庐、架木为屋,最初的建筑即源于此。
个性美，追求的是建筑的独特性。就是不能千篇一律、千楼一面，只有房子之形，没有建筑之魂，缺乏唯一性、文化性。
整体美，追求的是建筑的协调性。在平面布局、立面造型、色彩体量上，必须与周边环境相融合、相统一，实现“建成一个建筑、形成一处风景”。
好的建筑，既能够为人们提供使用功能,又能够为人们提供美学享受。特别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建筑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居住和使用，更多地关注审美和观感。我们要用美学的观点，从艺术的角度，指导、审视城市空间塑造和建筑构造，促进建筑功能性与审美性的完美融合，留下更多百年传承的建筑经典，展示城市的大气与厚重，为历史留下赞叹，为后代留下传世佳作。
（五）城市的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是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构建现代化、高品质的基础设施体系，是一座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功能支撑，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条件。
现代化大都市，除了拥有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外，都有一流的城市基础设施作支撑。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城市建设史。畅达的交通基础设施、高效的市政基础设施，强壮了城市骨架，畅通了城市血脉，支撑着现代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建设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发展水平。纽约建有高度发达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体系。轨道交通拥有线路26条、总长1142公里，490个车站遍布全市，24小时运行；地面公共交通线路总长达3000多公里，弥补了轨道交通未能照顾到的“枝节”地区。巴黎以完善的地下管网系统闻名于世。早在19世纪中期，就在地下50米深处建造了平均宽度3米以上、总长2350公里的地下管网。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百年大计，必须登高谋远、超前谋划。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路、眼界、气魄和水平，往往决定一个城市的未来。
武汉两江分割、三镇鼎立，湖泊众多，地质结构复杂，城市基础设施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建设失误将导致城市运行成本剧增。
每一位城市规划者、建设者，都要有长远思考、战略思维，不仅要看到2049，还要看到50年乃至100年以后的城市发展。这应该成为大家的自觉和共识。比如，解放大道修建之初，不少同志认为修35米宽就足够了；建60米宽，有些浪费土地。后来，市政专家经过测算认为，50年或100年后解放大道车流量将会很大，如果宽度不够将无法满足交通发展需要，甚至需要不断拆迁、拓宽，到时候成本会很高。最终，市委市政府采纳了专家的方案。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决策是有战略眼光的。再如，关山大道原来叫关山一路，是当年苏联专家设计的，修建了70米宽，当初有人说这是浪费，但现在来看，并不浪费。
我们要立足长远，以国际视野、一流标准，谋划并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精品工程、百年工程。
增强战略定力，加快建设现代化、高品质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
近年来，我市大规模推进城市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形象开始初步显现。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无论是从武汉在国家战略中的位置来看，还是从发展的需求、市民的期待来看，基础设施建设与武汉应有的地位和影响还不相称，“欠账”较多，还处在“补课”阶段。如果不持续加大建设力度，我们不仅会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复兴大武汉也必将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将有负于城市、有负于历史，犯下新的错误。
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义无反顾、锲而不舍，市区共建，着力构筑现代化、高品质的基础设施体系，为复兴大武汉筑牢“底盘”。
对外交通方面，全面推进铁水公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打造“祖国立交桥”。加快建设天河机场第三航站楼、第二跑道、机场交通中心，加密开通至世界各大洲主要城市的国际航线，打造国家重要门户机场；规划建设第二机场，打造以全货机运输为重点的国际航空物流港。以武汉新港为依托，建设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把武汉打造成为国际性内河航运中心。建成全国性铁路路网中心和全国高铁中心，增强高速公路路网重要枢纽功能。
市域交通方面，以轨道交通建设为重点，加快完善快速路网体系，提升城市畅通能力。到2040年，建成30条以上、总长超1000公里，覆盖市域、通达新城的轨道交通网。推进“公交都市”建设，建设串联三镇的BRT系统和新型有轨电车系统。
地下管网方面，在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分别建设通达长江的大口径排水管道，形成城市“地下动脉”，完善排水体系，提高排渍能力。加快建设雨污分流的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系统，实现“一张干网全覆盖，两江水源得保护，三镇湖泊不纳污”。统筹推进电力、燃气、环卫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市政设施服务能力。
到2049，建成铁水公空发达、地铁纵横交织、内通外畅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功能完善、安全高效的市政公用设施系统。
（六）城市的治理
现代城市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变化节奏加快，要求城市运行方式也随之变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凸显出中国发展的新走向，将给整个国家及城市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和深刻变革。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于城市而言，深化改革，适应变革，必须推进大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民生优先、公共服务，是现代城市治理的核心理念。城市治理的根本目的，是“让生活更美好，让市民更幸福”。忽视这一点，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也难以持续。上世纪8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和城市，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既不重视产业转型升级，更不重视社会建设与治理，社会结构呈现低收入人群占绝大多数的“金字塔型”，引发了众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巴西圣保罗是世界上人口规模第九大城市、第十大最富有城市。因贫富差距明显，1/3的人口低于贫困线，导致了大量贫民窟，社会治安恶劣，政府不得不出动大批警察对贫民窟开展清剿行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城市治理的不当。
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民生质量，真正让市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多方参与、共同治理，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必然趋势。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一字之差，内涵却有差别，意味着必须创新治理模式，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控，转变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
在这场治理变革中，政府更重要的是当好“掌舵者”。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把职能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原则上市场能办的，就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和社会的手”。要充分发挥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市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
健全法制、依法治理，是现代城市治理体系的基石。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也是现代化大都市不可或缺的特征和要素。法治化治理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制度环境，有利于资源公平高效配置与社会和谐稳定。对武汉而言，要实现2049的远景目标，必须加快完善法治体系，大力推进依法治市，营造政府依法行政、企业依法经营、市民依法行为、整个社会依法维权的良好氛围，为建设现代化大都市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智慧城市、数字治理，是现代城市治理的有效手段。现代城市是一个结构复杂、纵横交错、瞬息万变的庞大系统。信息化时代，治理好城市，必须依赖大量及时、准确的信息流通，信息网络的完善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志。数字城市、智慧城市成为现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全新目标。
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韩国首尔做得非常好。他们在城市设施管理方面，利用无线传感器网络，管理人员可随时随地掌握道路、停车场、地下管网等设施的运行状态；在城市安全方面，利用红外摄像机和无线传感器网络，提高了灾难监测自动化水平；在城市环境方面，智慧环境系统可自动将气象和交通信息发送到市民的移动终端；在城市交通方面，智慧交通系统可实现对公交和公共停车信息的管理，并智能控制交通信号，方便残障人士出行。
我们要加快实施《武汉市智慧城市总体规划》，建立完善城市治理信息系统，为治理城市提供及时、准确、科学的信息服务。建设感知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云计算基础设施、地理空间基础设施，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系统；构建智慧应用、智慧产业、智慧运行三大核心体系，实现城市信息的高效传递和智能响应，让城市治理更高效、市民生活更便捷。
面向2049，我们要从传统的城市管理，转向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城市治理，加快建立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建设法治城市、智慧城市，实行依法治理、数字治理，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用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概念。萨森教授讲到差异性的发展和专业化的能力，是全球城市的重要特征。比如，印度的班加罗尔，不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却是一个全球城市，因为它的软件开发产业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从某种程度上讲，从差异性来说，武汉也是一个全球城市。而现代化大都市，应该层次更高，所以，我们用的是现代化大都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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