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谈毛泽东死因：别问 中央没公布我不会说
王新德当时所见到的毛泽东， 已不再像以前电视、电影里所见的那样“红光满面”或“神采奕奕”了，而是比较憔悴，皱纹爬满额头，头发花白，显得苍老多了。此时的他已是风烛残年，步履艰难，四肢僵硬，口齿含糊，但他的头脑仍然清醒。“主席躺着，我仔细地作检查。我伸出手来，脱去主席的袜子，拿棉花棒划他的脚底，主席有腱反射亢进。随后， 我又检查了主席的舌头。舌头有萎缩，有纤维颤动。根据症状，我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接着，整个医疗小组进行了讨论，综合大家的意见，再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有关情况大家要绝对保密。”
1975年，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手术。当年为主席做眼科手术的是著名的眼科专家、后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的唐由之教授。王新德说：“1975年春节大约是2月份，在杭州与唐由之等专家见面，给毛主席做眼科会诊。毛泽东从长沙转到杭州疗养，在杭州我们对主席的白内障病情作了讨论，形成了两种可行的治疗方案：一是针拨，另一个是西医治疗。最后定下的是针拨。”回北京后，几位专家选择了适当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术，效果比较好。之后由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治疗方案汇报，才同意手术方案，并成功实施。
“我们和这些中央领导的关系，从来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我只治病不想探‘秘史’”
毛泽东平时吃饭很简单，经常粗菜淡饭，以红糙米、小米、芋头、黑豆为主食，菜少不了一碟干辣子，有时用馒头夹着辣椒吃，一般四菜一汤，一个人吃饭时常是手不释卷。毛泽东卧室里除了书报与文件，没什么值钱的器具与古董，他的生活俭朴，如果非要从中找出一点所谓“奢华”之处不可，倒也有两点勉强可以算做“奢华”——一是嗜烟，二是吃红烧肉。不喝酒的他，香烟是一根接一根，并尤爱吃红烧肉，认为吃肥肉补脑子。“主席饮食不讲什么养生之道，喜辣、喜烟、喜荤，处处犯着医学禁忌。我到后，可能是由于病情的发展，他不得不听取保健医生的劝告，改变了饮食习惯，不再有这些嗜好了。
生病期间，在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面前，毛泽东从不表现出痛苦、阴沉与悲观的表情，并尽量不让疾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叫人知道。他不忌医但忌药，病重了才无可奈何向医生妥协。在医生给他看病时，他总是幽默地谈话，解除医生的紧张和顾虑，并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忍受病痛的折磨，跟疾病作斗争。“为了摆脱缠身的病痛，转移注意力，主席总是不停地阅读文件与书籍。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帮他举过书或文件，他用放大镜阅读”。毛泽东病重以来，一直躺卧在床办公、看书，站起来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走路了。
对于生老病死，毛泽东总是抱着乐观、自然的态度，从不因为晚年病魔缠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当记者向王新德问起毛泽东对自己的病是否关心时，王新德说：“主席对生死看得很淡，当然也关心自己的病情，他在病重时说希望你们如实对我讲，我的病怎么样，你们也不要怕；若是孔夫子还在世，地球上就装不了这么多人了，绝对容不下，不挤破地球才怪。我们当然不能跟他讲实话，留有余话，医学上讲究保护性医疗，不能跟危重病人讲实话。”王老说这话时，显得特别认真， 还不时地问记者听懂了没有，生怕记者听不懂他的江浙口音而记录有误。“可能是我的字写得比较好，好多关于主席如何治疗的请示报告都是由我代笔的，送上之前先给主席看看，他认同了便写个‘同意’，请示内容是我们保健专家的治疗方案或意见”。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生活方面的关心早已被传为佳话，而他对身边保健医护人员政治生命的爱护则更让人感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席有一次因心肺病和缺氧休克，经抢救而复苏。江青借机将主席身边的医生、护士说成是反革命特务集团，并吓人地举出苏联‘白衫阴谋’的例子”。而毛泽东听了江青的话后说，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江青没有贸然回答，主席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我！“就这样，主席保护了他身边的医生与护士们。当然，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缺点从不姑息，总是严肃指出，这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涉密的范围和程序是有严格规定的。只有机要秘书才能送文件、报告与信件，未经毛泽东本人指示，任何人都不得翻阅，连他的亲属与子女也不例外。“我们作为保健专家，我心里很清楚，主席是领袖，我是医生，这就决定了我在医疗范畴内，该问的就问，该做的就做。而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做的，坚决不做，一般只看病不问政治。对于中央领导人，找看病就看，看完以后，我们不会和他们主动联系。大夫，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我们和这些中央领导的关系，从来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文革”中，对好些领导人，不管你上去了也好，下来了也好，我照样为他们仔细看病”。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确确实实地进入了老年阶段，加上长期劳累和“林彪事件”的打击等原因，他身患多种疾病：感冒、肺心病、老年性白内障、心脏病……陷入了病痛的折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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