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谈毛泽东死因：别问 中央没公布我不会说
他说：“最后主席心电图呈水平线时，是由陶寿淇、陶桓乐、吴洁、方圻宣布主席去世的。当时，医疗组的全体医护人员和值班的中央领导都在场。”
记者细看记录，只见上面写着：9月9日0：04时，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0：06时，自主呼吸完全消失；0：10时，心跳停止。这份记录，由医疗组全体医生一一过目核实，并亲笔签名。按当时的签名顺序，他们是：胡旭东、陶寿淇、方圻、吴洁、姜泗长、高日新、翟树职、李志绥、陶桓乐、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寿、徐德隆、李春福。
“主席逝世后，遗体保存先是决定保存一个星期，后来上面通知要求长期保存供人瞻仰”
9月9日下午4时，无线电波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重大消息——毛泽东逝世了。巨星陨落，举国悲恸。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红墙中央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披上了黑纱，广场前高大的建筑物上一律下半旗志哀，庄严的国际歌声回响在北京上空。
“主席逝世时所在的房间，冷气顿时开得很足。我们当然懂得，这是保护主席的遗体。我们不走，我们守着主席的遗体。那个时候，真的很冷啊！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在半夜，把主席的遗体移到中南海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我们跟着去的。”说到这里，王新德沉默许久。
“9月11日起，全国各族人民吊唁、瞻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主席遗容坚毅安详，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两旁，7天的隆重悼念活动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医护人员都为他守灵，好多人都哭，泪流满面。”记者一边翻看他珍藏的所亲历的有关历史事件的照片，一边听着王老的一一叙述：“我们怀着无比崇敬和沉痛的心情，来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主席遗容，含着眼泪向主席遗体默哀、鞠躬、守灵，寄托自己的哀思，向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自己坚定的誓言。”
记者进而问及主席的遗体保存情况，王新德说：“主席逝世后，遗体保存先是由政治局决定保存一个星期，搞病理的几个专家都很轻松，认为没有问题。后来，上面通知要求长期保存供人瞻仰，他们就紧张起来，毕竟没有先例和成熟经验，后来参考了越南胡志明遗体保存方法及国内的经验成果。”据资料记载：确定将毛泽东遗体长期保存供瞻仰后，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由时任副总理谷牧领导，下设纪念堂建筑组、水晶棺制作组、遗体保护组、机电组等；每周由各组汇报工作，协调进度，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席遗体保护工作是中央交给卫生部主持，遗体保护组由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有关学科的专家组成。在原新疆办事处进行研究讨论保护的技术措施，长达11个月之久。在这期间，遗体现场的工作，由保护组的负责人黄树则（时任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吴阶平、林钧才（时任北京医院院长）3人24小时轮流值班，直至遗体移入纪念堂”。
“除了对主席负责，同时我还主要负责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言谈之中，无论是对于自己成就卓著的医学领域，还是做中央领导人保健专家的经历，王新德始终平淡视之，极少为自己作注脚。王新德的夫人汤慈美为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并出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医学心理和生理心理研究室主任。在采访中，有关话题也因她的插话而丰富起来，记者由此才了解到王老做保健专家的种种滋味：
作为中央高级领导的专职保健专家，精神压力是很大的，工作也很辛苦。常常还在午夜睡梦中，就被一个紧急电话叫醒，只说是到“那里”一下子，至于是什么事情，则不得而知。等到事情处理完毕后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但是，无论头天夜里如何忙碌，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一般不请假休息，因为不能说“我昨天晚上去给某某领导人看病……”云云。这是纪律，无论再苦也要坚持。而且由于接触人物的特殊性，即使是在普通人身上不成问题的问题，一旦到了他们身上， 也就成了问题；做的事情即使100%正确，别人也无法理解。
据说：有时中央保健局会拿来一份病历让保健专家看，但就只是病历，没有姓名。“保健局的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你看就是了，从病历资料上你看出什么就说什么，不该你问的，绝对不要问。不过，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在那样的一种氛围内，再看看病历上的具体情形，即使心里有时候也明白这在为谁看病，不过，也是绝对不允许说出来的。”王新德介绍说，“我们这些保健专家是机动的，不专门负责某一个人，而是哪儿需要就去哪里：如重要会议（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重要活动（如五一、十一观礼，还包括看节目）的值班；领导人外出（出巡、出访）期间的医疗保健。除了对主席负责，同时我还主要负责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在那个充满动荡的年代，伴随王新德当保健专家的日子，夫人汤慈美在背后不知作了多少牺牲，受了多少委屈。据汤慈美讲，“文化大革命”中，国内政治形势混乱。作为中央保健专家，王老常常要出差。每逢这时，她从来不问（自然也不能问）丈夫要到哪里去，何时能够回来，她只是默默地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根据出差地大致方向——丈夫如果要去南方，就准备薄一点的衣服；如果是北方，就准备御寒的厚衣服。不知道丈夫的归期，这中间，也等不来一个电话。有一次，又逢丈夫出差，两个月未见音讯，与王老同去的教授的家属有些着急，问汤慈美：这么长时间不见他们的影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汤慈美沉着地回答不会有问题的。果然，他们平安归来。多年后才得知，他们去了广州，为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看病。
在汤慈美的回忆里，感受最深的当属周恩来去世后的那件事了：当时周恩来逝世，她悲痛之余，在家里摆了周恩来遗像和白花以寄托悼念之情。王新德从外面回来，看到此情此景，急切地说：“撤掉！马上撤掉！”汤慈美表示不理解，委屈地说：“我在家里，放个总理遗像怎么了？”王新德忧心忡忡地解释：他当时在毛主席医疗组，当时正值“四人帮”当道，如果这时他被“四人帮”找出一点点问题的话，就有可能被抓起来，这对于毛主席的治疗将非常不利；同时，万一出问题， 别人不知晓内情，会猜测：你是怎么被赶出来的？面对种种想法，他无法说得清楚。个人情感，在关系国家政治大局的时候，只能被置之度外，这是一种怎样的牺牲啊？
面对记者的感叹，王老只是淡淡地微笑着——“这些，没有什么好讲的”。他说，我只写学术论文，不愿讲“秘史”，我要是讲了，我可以出一本书，我可以因此而赚一笔稿费，可我不能因此而失了原则。因此，即使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今天，他依然坚持原则，不想讲。说时，语气很淡，好像所有的艰辛，都不值得一提。他要做的，永远是尽到一个正直本分的医生的责任，挽救病人是他的天职。在此之外，默默地承受，默默地奉献，默默地搞着他的“临床研究”和“经验医学”。
遵守医道、人品高尚、医术精湛、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王新德，在为伟人们保健期间，保持一颗平常心，严谨不苟地行医，为中央首长所患的疾病作出一次次正确诊断……他的卓越贡献受到了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多次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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