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官正称当武汉市长时是月光族 家穷懒得锁门防盗
1986年元旦，武汉市市长吴官正看望邮电职工。（资料图）
1985年夏季，武汉市市长吴官正翻阅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在武汉创办的改革类杂志《青年论坛》。（资料图）
原标题：江城琐忆
1968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工作，到1986年调任江西省长，在武汉前后18年半，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亲历了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的许多事情逐渐淡忘，回想起来，脑中浮现的只是一些星星点点的记忆。
1968年4月下旬，我到葛店化工厂报到。工厂在武汉远郊，长江南岸，靠近鄂州，离市中心二十多公里。葛店化工厂生产烧碱、农药、电石、氯化苯、盐酸等产品，有几千人。我被分到维修车间仪表组，这个组一共才十几个人。厂里仪表很落后，没有自动控制系统。当时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厂里乱哄哄的。我不参加“文革”活动，一心搞调查、看书。心想，生产总要恢复，仪表和自动化装置必不可少，今后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这年下半年，我找到分管技术的革委会副主任才大勇，要求拨些钱给我们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他说：“你搞出点儿名堂给我看看，再考虑给钱的事。”我在锅炉车间，看到操作工24小时眼睛盯着水位计，手不停地动给水阀，就想搞一套水位控制系统，既可以省掉操作工，又可以确保锅炉的安全。这样，我就开始自学DDZ-1型自动化装置，并设计测量及控制系统，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一天中午睡觉时，在梦中想通了，我立即跑到车间，把一条线添上，这个三冲量复杂的控制系统，就从理论上打通了。水位、给水量和蒸汽流量的比例关系，通过计算和调试也解决了。经过几个月的设计、安装、调试，终于成功了，受到工人和厂领导的好评。在开始投入运行的过程中，我和蒋伯雄同学经常跟班。以后几年，在生产过程测量和控制方面，我与同志们一起解决了十多个技术上的难题，得到了当时化工部的肯定，还在厂里开了现场会。在葛化，我由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厂党委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分管技术的厂革委会副主任，共在这里工作了八年。其间， 许多人从不同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些人成为我终生的朋友。
在市科委任副主任兼科协副主席时，我的月工资是72元，爱人的工资是38元， 一家七口靠这点工资过日子，还要接济一些老家的亲戚，手头拮据得很。酷热的夏天我们也从没买过一个西瓜吃。市科委行政处有个小张，看到我儿子穿着旧衣服， 背着破书包上学，而我长年穿着那几件褪了色的布衣，脚上穿解放鞋，十分感叹：“真没想到吴主任这么穷！”有年夏天，他给机关买西瓜，车过家门口，抱了两个给我的孩子们吃。看着孩子们高兴，我很感动，孩子们把西瓜吃了，剩下的西瓜皮，爱人用它做菜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全家总忘不了他这个情。
1983年3月，我当了市长，家里还是很穷。爱人当时在学校教书，总是等下班回家时，到菜场去买便宜的菜。下午五点后去菜场，一角钱可以扒一堆，吃不完就用绳子挂在阳台上吹干做咸菜。我家的门从不上锁，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懒得防盗。
用现在年轻人时髦的话说，我们那时是货真价实的“月光族”。夫妻俩的工资几乎每月都花光，一般在月末买一次肉吃。当时许多东西计划供应，发了不少票证，我家的票因缺钱总是用不完。爱人到店里去买制革厂从猪皮上刮下来的油炒菜。为了节约，儿子读书的灯是15瓦的，因此小孩眼睛高度近视，想到这事我至今仍感内疚。
当时，孩子们很想看电视，又没钱买，于是凑钱买零部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虽质量不好，图像声音不稳，但总算有了一件“像样”的家电。这台电视机至今还放在老家，也算是一件“古董”吧。家里人一提起它就发笑。
当市长后，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在路边早点摊上买三两热干面吃，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如此，所以有人背后叫我“热干面”、“三两”。我知道后笑一笑说：“热干面好，便宜，大众化，这个绰号不错。”
有一天，我骑车到路边吃热干面时，右手中指被排队的一位男子碰伤了。手指一天天痛起来，实在难忍，只好到医院去看医生。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女医生看了后说： “要打麻药，把指甲拔了。”我说：“好。”她打了麻药，不到三分钟，就拔指甲，我大叫：“太痛了！”她声色俱厉地说：“不是打了麻药吗？怎么会痛？”还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我的指甲血流不止，她用纱布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过了些时间，手指才开始不痛了，我心想大概麻药刚开始发挥作用。女医生催着我：“走吧， 我们忙。”那时，真是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岳母住院做手术，我早上五点多骑自行车去了医院。门口值班的是位女同志，硬是不让我进去。我央求说：“麻烦您让我进去看一眼，五分钟就出来，吃过早饭还要开会。”她对我这个又黑又瘦、说话又难懂的“外乡人”很是看不起，干脆不理睬。我一再恳求，也不起作用。这时周围有人认识我，说：“让他进去吧，他是市长。”她头也不抬地说：“莫骗人，市长是这个样子？”那几个人坚持打抱不平，她只好放我进去。出来后，她说：“市长，我确实不认识您，态度不好，请不要告诉我的领导。”我礼貌地对她说：“谢谢，打扰了。”离开医院，我边走边想，她们态度不好，我当市长的也有责任。
记得刚当市长不久，一大早我骑自行车查看完民众乐园场馆，返回政府机关途中，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带雨具，便躲进街旁的一家药店避雨。没想到，店里的售货员见我其貌不扬，黑不溜秋，一副乡下人打扮，硬是把我从店里赶了出来。我没有分辩，走在雨中，一阵心痛：没有善良和宽容，武汉能成为一个开放型、国际型的大都市吗？后来，还有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过类似的“礼遇”。那段时间，外地来客对武汉的服务态度也颇有微词，我感到压力很大。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城市，如此形象，何以面对世人！武汉市的服务工作没抓好，我这个当市长的挨骂也活该。这也让我下决心整治窗口行业的服务态度。 我把自己在武汉港十五码头的“遭遇”，通过媒体曝光，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市人民参与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各行各业服务态度的整改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改善了武汉市的形象。
这年7月，我牙根发炎，不停流脓流血，到医院治疗，不见好转，心里很着急。一天晚上，找到市委医务室， 向值班的同志说明了病情，一个30岁出头的女护士热情地说：“可能是缺核黄素，你多服几粒试试。”我想，这个药多吃也不会死人，就一次吃了20粒，一连吃了几次，果然不到两天就好了。这真是“一行服一行，麻糍果里沾砂糖”。
记得有一次骑自行车上班时，边骑车边考虑工作上的事情，因注意力不集中，摔了个四脚朝天，一条腿鲜血直流，到办公室时衣服与伤口黏在一起，疼痛难忍，但我仍然像没事一样去主持会议。
武汉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如何增强企业活力，对武汉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搞好企业，关键是要有一大批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并且让他们有责有权，真正发挥作用。当时，我们通过改革选贤任能，不少多年经营不善的企业很快改变了面貌。1985年武汉市聘请格里希当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媒体一度炒得很热，中央很重视，万里、姚依林、张劲夫、朱镕基等同志十分支持，说这个敢为人先的试验很好。后来我又发现一个现象，武汉有的企业，因领导去得多，作的指示也多，企业无所适从，经营一塌糊涂。而有的企业没领导去，却发展得很好。比如，一个生产水泥管的厂子，一年得了两块银牌。我知道后说：“领导到企业去，讲的话或作的指示，企业领导听一听，不要太当真，作主的是你们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的城市人口就有近400万，居民吃菜问题是历任市长的心病。“淡则断，旺则烂”，农民不高兴，市民不满意。我当了市长，这同样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记得1983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他说：“要改革，不然武汉是活鱼变死鱼，死鱼变臭鱼。”我说：“不会的。”他说：“你很年轻，要真干！”中午还请我们吃了饭。我记住了万里同志的话，下决心靠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从此武汉大刀阔斧地开展了蔬菜管理体制改革。当时武汉有150万个家庭，蔬菜日上市量不能低于300万斤。武汉人还有个习惯，非得吃叶菜才算是蔬菜。而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广大菜农的生产积极性，有的乡、村甚至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在自留地种菜，甚至派民兵站岗严防农民私贩蔬菜，由此还引发过流血冲突。计划经济的旧体制造成了供应的短缺，若遇上哪年“春泛”、“秋溃”，武汉的蔬菜供应就会出现很大的缺口。菜价猛涨，群众怨声载道，有的人还打“市长专线”骂娘。我们痛下决心改革体制，放开市场，放开限价，让农民进城，激发菜农的积极性，允许并鼓励自留地的菜上市。同时允许外地的蔬菜进汉，加上“春秋两淡”我们积极组织外菜补充救市，政府再拿出部分资金平抑菜价，终于放活了市场，富裕了菜农，保障了供给。市民高兴地说，过去吃的是“无缝钢管”样的竹叶菜，“马鞭子”似的苋菜，“鼓眼睛”的豆角，一斤吃六丢四还不止， 现在吃八丢二还不到，一洗一切就能下锅，很实惠。
1984年，万里同志到武汉来，我陪他到农贸市场视察。他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鱼，十分高兴， 说：“小吴，你不是滑头。”中午陪他吃饭，他还说了许多。1986年9月，我调任江西省长时，万里同志正在澳大利亚访问。回国后，他到浙江视察工作，要我去杭州陪同他到景德镇视察，我有事来不及赶到杭州，在上饶才上车。他同我谈了约3个小时，说：“中央要你到江西当省长，你还是要同在武汉一样，大胆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江西比较保守，领导之间矛盾不少，你不要管那些，向广东、浙江学习，把经济搞上去。”
写到这里，又想起1984年武汉“严打”，公安部门抓了1500多个青少年嫌疑犯，我去看了，很难过。在会议室我讲了一个意见：能否请他们的家长和单位领导来做工作，对可抓可不抓的，把人领回去记录在案，一个月去派出所报一次到。最后批准拘留审查的，只有问题比较严重的57个人。这种做法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社会反响是好的。
我多年前在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时就认识夏菊花，她是著名的杂技演员，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不仅演技精湛，而且人品好，事业心强，为我国杂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离开武汉后，她要我帮过两次忙。2001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她找到我，说要在北京搞一个国际杂技大赛，需要600万元，她给朱镕基总理写了封信，要我帮她转交。我对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王忠禹同志说：“这是夏菊花的信，她名气很大，脸皮很薄，建议总理支持一下。”朱总理很快批了。 她激动得多次对我说：“真没有想到，总理效率这么高，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朱总理真是人民的好总理，麻烦你向总理转达我们杂技界深深的谢意。”后来，我听说这个大赛办得很成功。2008年，她又找到我，说希望在北京建一个国家马戏院，她给温家宝总理写了封信，又要我帮忙转交。我只好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夏菊花已七十多岁了，当了27年中国杂协主席，很想建一座国家马戏院。如能批最好，如不行，建议批得缓和一些，否则她会哭鼻子。”并请秘书小余把信送去。3 天后，温总理批了，把她乐得不知说什么好，一再说“温总理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我们非常激动，麻烦你一定向总理转告杂技界同志们的衷心感谢”。
在武汉的18年半，是我踏入社会的起步阶段，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程。我在那里做了点儿事，得到过帮助，得到过认可，感受到了善良，也经历过艰难。我十分感谢武汉人民给予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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