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新一线城市崛起 武汉或将成新一线之王
一座城市对人的吸引力，同样反映在了这个城市所能提供的资源上。“在职业发展机会之外，专业性人才会看重与同类专业人士的频繁接触及交流的机会，而对于企业家和高端管理者来说，他们也会看重社会资源的接触度，信息的更新速度，文化的开放程度。工作之外，人们还有医疗、财富积累、家庭教育、养老等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关注点，包括工作生活平衡方面对休闲娱乐等消费的需求。”庞锦峰说，“这些也都是一个城市的政府、半官方机构可以在吸引人才方面考虑的因素。”
按照这种观点，那些发展均衡的城市才能发挥更多的功能性，从而具备更高的竞争力。“城市的功能要有系统性，有居住、商务和消费功能上的平衡，所以不能总是按照开发区的思路来规划。”王玉珂说，“在西安，像早期的西安高新区，都是以技术功能为主，现在也开始变化了，像现在西安一新区的规划同时包括商务、旅游、居住，就会好一些。而目前武汉、沈阳的配置就相对比较平衡。”
让城市功能保持平衡的益处，也促使城市规划者转变思路。“以前开发商盖楼卖楼，政府也不管收益。现在政府的思路也在变，走区域开发的模式，推崇那种全家人来消费都能各得其所的综合商业体，带动商业街，吸引写字楼、酒店，这个地方的经济就搞活了，税收增加，就业增加，这个比单纯卖地的产出比大很多。”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中地区市场研究总监李国政说。
在怡安翰威特对全球138个城市人才风险的评估中，杭州、天津、南京、武汉、厦门、大连、苏州等都处于低风险级别，而重庆则有较高的人才风险。“在重庆，从三峡工程开始，劳动力和高端人才外流的情况一直非常严重；最近几年当地的政治局面不很稳定，使它吸引到的外企也不多，不够均衡的资本构成导致它对不同人群的吸引会有偏差，引起一些不平衡的聚合效应；另外重庆除了汽车行业外，相应的技校跟现有的虚拟经济、高技术可能也有一些脱节。这些因素，可能共同构成了重庆还有很多年的路要走，才能保证在人才资源方面支撑自己的经济战略。”庞锦峰说。在“新一线”的候选城市中，重庆也是唯一一个户籍人口数多于常住人口的城市，人的因素成为它发展中的一道障碍。
对比之下，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天津就很好地形成和利用了资源的积累。“天津除了相对突出的高校教育资源作为历史积淀，当年摩托罗拉大学在天津也有比较大的投入，所以就形成了企业、社会、政府三方出力，促成了大量的人才储备。”庞锦峰说，“只是天津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对保守，经济侧重在制造业、港口运输，然后才开始重视金融业以及一些服务性行业，在时间上它把握得有一些慢，但还是有可能后来居上。”
“天津这几年在金融创新方面也表现得很突出，对于股权投资基金业和金融租赁方面都给予了特别的政策支持，”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华北区行政总裁张晓蕾认为，天津本身底子厚、起步早，“这两年的整体趋势是中西部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要高于沿海城市，而天津是少数依然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沿海城市。”
然而，在所有“新一线”中，目前对于人文环境的底蕴和产业积累优势利用最充分的还数成都。“成都的优点是，能文能武，既适合商务又适合休闲。”洲际的孙健说。陶氏大中华区总裁石博韬也特意提到，他曾在日本机场看到成都的城市广告“欢迎来成都，大熊猫的故乡”，他认为成都的城市营销很有特色，这些因素让成都在国内国外被更多人所熟知。
成都给人的这类印象，也离不开它对自己的包装和营销推广—相比于早期那些只懂得低价给资源的地方性政府来说，以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其政府管理部门如今都已经在招商引资上采取了一些更商业性的做法。
2013年，针对在当地举办《财富》全球论坛，成都市政府又请专业广告公司制作了名为“Can Do!Chengdu!”系列的城市投资形象宣传广告，在CNN、BBC等国际知名电视媒体，以及阿姆斯特丹、东京、新加坡、香港、台北、北京等地国际机场和多条跨国航线的航空媒体上投放—广告中，被邀请的GE、Intel、马士基作为500强公司在成都的代表，分别讲述了成都对于它们的投资价值。
“中国的城市经济体都在做一些转型，比较重要的突破包括内需消费、网络技术的利用，以及年轻人群在消费和求职方面产生的新诉求。”庞锦峰认为，这几个趋势会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政策机制以及文化包容性等方面都产生影响。
如同全球的许多地区经历了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演变过程一样，如今，中国内地及北上广深以外的城市要发展起来，正是受到整个中国产业迁移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的驱动。
“其实现在的河南就是过去中国的缩影，人口大省，发展很不平衡，但是它的整个基础发展是全国第一的，基础设施也好，现在富士康也去到河南了，基本上也是有25万到30万人的规模，产业工人会拉动当地经济的活跃程度，在当地形成消费实力就会反哺到其它各个行业去，这样才有足够的力度拉动当地资源的发展—过去，中国不是铁路修得不够多，而是所有人都跑去长三角和珠三角，每年春节才回去一次。很多产业都没有在本地消化。”王玉珂说，“郑州目前来看也是一个很有潜质的城市，1.5个小时交通内覆盖了3900万人，在国外的话就是一个国家了。只是它现在的节点比其它城市少，发展起来还需要时间。”
大公司们带来的资源投入，将会给一座城市带来发展上的驱动力。然而，整个中国市场的规模在扩大，多个城市中心的形成过程中，也会在互相间形成资源竞争，其中就包括人才的竞争。
张晓蕾表示，在渣打银行深入更多中国内地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用好当地人，“既让他们适应外资银行和具备国际化的素质，又让外资银行也能迎合当地的文化和人才，我们需要加快这两方面融合的速度。”孙健也提到，在各个城市的快速扩张中，公司同样面对人才本地化的挑战，“洲际在中国最大的成功是本土化，伦敦纽约的经验借鉴到香港，香港的经验借鉴到上海，上海的到成都，成都的到昆明。但中国很大，你不能把上海的总经理长期派到成都、昆明去，没几个人愿意长期待的。”
对于新经济体系下的中小公司，情况也是如此。创意产品电商爱稀奇的CEO周毅只需要为他的淘宝店雇两个员工，但在经历了从北京搬去武汉的过程中，他也遭遇了和这些大公司一样的“人才困境”。
在北京时，周毅招聘客服的消息在赶集网[微博]上发布后，很容易就能收到几百份简历，“挑选的余地很大，也能招到特别认真负责的本科生。”而回到武汉后，员工换了好几次，周毅仍然没能摆脱“在北京一个半人可以做完的事儿，在武汉要三个人”的情形—他自己要搭进去相当多的时间精力。
周毅搬去武汉的缘由是在北京租借的仓库和办公室好几次面临被收回和涨租—与北京充裕的人力资源相比，北京其它资源对小创业者显得并不宽容，然而尽管武汉的房租价格低于北京，但经济协同性差，整体来看，周毅在武汉继续创业的综合成本仍然比北京高了20%。“人们都还不很职业，流动性也高，但这方面需要慢慢来的嘛，会有变化的。”
中国的“新一线”城市正在迅速崛起，但对于那些涌入城市的资源，它们还没足够的本地人才去运作。“培养本地人才要花的时间谁也克服不了。在市场竞争中，公司也好，城市也好，还是要看你有没有能力去把这个时间缩短。”王玉珂说。
那些能够通过考验的城市，最终将会成为真正的新一线之王。
杭州、天津、成都、苏州、武汉、重庆、青岛、南京、沈阳及大连—这是《第一财经周刊》通过大量采访和基础数据统计及分析得出的“新一线”城市名单。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提到西安和厦门，这两个城市因为分别受到大公司和一线公司人们的关注而出现在我们的附加榜单中。
中国的城市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而传统的行政区域划分方式无法准确表达城市的竞争力水平。
这是许多寻找新市场的公司所面对的问题，也是《第一财经周刊》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城市调查的初衷。《第一财经周刊》的整体采编团队历时半年，对398个城市、11个消费类别、140个消费品牌展开调查和统计，并对大公司和一线城市公司人进行了调查及采访。
消费品牌入驻数量及其分布密度，反映了城市商圈的繁荣度，可以作为考察一个城市商业魅力的重要评选因素。我们选取了消费品牌进驻程度最高的15个城市，把它们在398个城市中的品牌数、品牌密度及城市2012年GDP三项数据按照权重排序，从而圈定了以上10个城市；再根据它们500强进入数、2012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移民人口所占比例三项进行了权重排名。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排名因素的引入，是为了调整GDP中不可持续的因素。
我们不仅在此列出了各个消费类别的城市之王，还推出了4个商业魅力指数，从城市消费能力、生活品质、中产阶级和年轻群体方面，评选出细分领域中，具有特色的新一线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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