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散文作家陆令寿讲述“远行的故事”

旅游，留在心中永恒的诗意

关于旅游有很多说法，连国际旅游组织也没一个准确的定论。我倾向于这样的说法，旅游就是从自己呆腻了地方到别人呆腻了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获得一种全新的体验。什么叫呆腻了？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长住在西湖边上的人并不觉得西湖美，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汪国真）。前年，我随团出访意大利，在参观2000多年前的斗兽场时，我非常震撼。站在这片血腥的土地上，我的脑海里上演了一幕幕人与人、人与兽激励搏杀的惨剧。角斗士上场，水军开始搅动绞盘，舞台徐徐上升，角斗士手持戟或短剑，开始角逐，打得你死我活，战败者的命运由观众决定，如果大家的大拇指朝下，那么这个角斗士无论怎样求饶，都得当场处死。如果大拇指朝上，那么这个人还可以暂时活下来，参加下一场更为惨烈角斗。我凝视脚下那些黑红的砖、黑红的土，里面渗透了人与兽的血，随便抓捏一下都能闻到其中的血腥味。这种血腥的游戏前后持续了180多年，为什么后来终止了呢？导游告诉我，这得感谢一位传教士。人们已经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有一次他在观看人与兽的角斗时，惨不忍睹的场面让他再也无法平静，他奋不顾身地冲上舞台，大声疾呼停止这种不人道的比赛。结果他死得很惨，被愤怒的观众用乱石活活砸死。这件事传到了教皇的耳朵里，教皇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慢慢减少了角斗，直到完全禁止。我觉得全人类都应该感谢这位伟大的传教士，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祭奠了那些在角斗场上撕碎了的血肉和灵魂，他振聋发聩的呐喊让人类向人性和文明前进了一大步。随即，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游记《在文明与野蛮之间穿行》。我们随团导游小郭，北京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在罗马留学，除了做兼职导游，还在《世界中国》杂志社兼职，我与她交流后，把稿子发给了她。他们的总编看了后说，我们天天生活在罗马，却写不出这样的文章。随后，用意大利和中文两种语言重头推出。这说明，我们走得越远，对异地的人文往往感受越深。对旅游我有一种天生的爱好。不管工作多忙，每年带着家人出游一次。这些年，我到过欧洲，到过北美，到过东南亚和俄罗斯，到过台湾、澳门，国内除了宁夏，全部到过。

一位哲人说过，漫漫人生，如果含情，如果有心，我们会看到很多意象；如果我们去寻找、去理解、去品味，可以把意象写成诗篇。做旅游要很投入，要像恋人做爱情一样，要很虔诚很专注。我们的一生，写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一种记载；留在心中的诗意，是种永恒。我以为，旅游就是我们摸得到山、见得到水，记得住乡愁的一种诗意，它能让我们找回人生的记忆，使我们获得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在我们生命的游历中获得永恒。

去年，我随团去黄龙、九寨沟。那晚，我们入住在松潘县一个乡间接待站。热情好客的主人给我们献上五彩哈达。献哈达是藏族古来已久的习俗，是对客人表示纯洁、诚心、忠诚、尊敬的一种高雅的仪式。我们作为远方的客人能受如此礼仪，心中涌现出无限的感动。康巴汉子和美丽的藏族姑娘深情地唱起了迎宾歌。我们喝着当地产的青稞咂酒，吃着高原上的牛羊肉，心情好不畅快。

挨我坐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粗眉环眼，生得剽悍威武。他叫李建军，是松潘县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起初，建军盯着我面前的席卡看，良久，他说：“您这名字好熟。”我不以为然。我们相互交换了名片。他惊讶地叫起来：“您是作家？”我说是，中国作协的。作家作家，有时候弄虚作假。说得一桌人哈哈笑了起来。

建军很认真地说：“我看过您的作品，报告文学‘洪波’什么的？”“啊，《洪波卫士歌》。”“对，还有小说《阿根从军记》，发在《钟山》上的。”这一说，就像地下党对上的暗号，我们两人都显得兴奋无比。建军端起半壶酒一饮而尽。建军父亲是个军人，因而他起名时带了个“军”字，说话做事都遗传了军人的豪气和刚毅。他读大学时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文学沙龙的领头人。当时学校向在校的大学生推荐了一批优秀读物，没承想我的作品也列其中。十多年过去了，建军居然还清楚地记得我的作品和其中的情节，怎能不让人欣慰呢？古人常以“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万里他乡遇故知”为人生之三大幸事，而我能在这雪域高原遇上我的读者粉丝，又何尝不是幸事？以文会友的境界大概也不过如此吧。这是一个打破神话的时代，又每时每刻创造新的神话的时代。假如没有旅游，我与建军恐怕这辈子也不会相见，更不会领略到“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它带给我的无疑是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