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考热”持续升温，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迷恋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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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节，正是各大城市冲刺“文旅KPI”的重要时期。当你还在重庆的洪崖洞、杭州的西湖、厦门的鼓浪屿之间辗转纠结时，这座“新网红城市”早已“热”出圈——

近日，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消息，本次报名最终共有212.3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8：1 (2022国考共计招录3.12万人)。消息一出，突破200万大关的醒目数字便引起广泛关注，有关“公考热”“体制内香”话题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关于公考和体制内的竞争，不妨先看看以下几组数据——

自2009年至今，国考报名人数已连续“14年”超百万，2009年国考报名人数仅为105.2万人，之后每年报名人数均保持在130至140万左右，到2022年突破200万大关，创历史新高。

据中公教育统计分析，西藏偏远高海拔地区阿里的邮局管理局岗位成为全国首个报名人数、竞争比“双高”的岗位，过审人数超过两万人，竞争比达20813:1；2020年杭州余杭区八个街道办事处的录用人员为清华北大的硕士、甚至博士。

据《2019年部分“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体制内就业占比》报告显示，部分高校有超过一半的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内，甚至有些在80%以上；清华大学2020年就业报告中，加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比例之和为64.9%，总数过半。

从上述数据中不难看出近几年公考的考情变化及其报考特点：公考热度持续上涨、竞争压力极大；不在意工作地点、不关乎岗位好坏，更多名校学子“卷”入公考，报考阵容高知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应届生热烈且主动的考公，进入“体制内”的意愿强烈。

在不确定的当代社会里，考公似乎已逐渐成为一处可以停靠的岸，一处可以遮风避雨的“避风港”。在越来越多人眼里，“体制内”代表了明确的上升通道、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稳稳的铁饭碗......这些都在吸引无数人蜂拥而至。

那些曾渴望在大城市闯出一片天地的年轻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调转方向变得向往“体制内”？公考热度持续不减的背后反应了当下就业市场怎么的发展趋势？

互联网“大厂”的弊端逐渐暴露

曾在知乎上看见过这样一个提问：互联网大厂和编制哪个更香?

前些年，不少高校学子对大城市的向往，以及对未来的奋斗梦想均承载于“大厂”。但最近几年，关于“996”、大厂花式裁员、资本冷血压榨的戏码轮番上演、争吵不休。还记得当年23岁拼多多女孩在凌晨下班途中倒下事件，让所谓“大厂”对资本的过度压榨赤裸裸暴露在公众视线中，这也使大众对于“大厂”的种种美好幻想终于破灭。

据《人才吸引力报告2020》显示，在工作幸福感与满意度的排行榜上，互联网行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垫底。大厂繁杂的业务线和众多的部门决定了大多人的“螺丝钉”体制，长期“996”的工作状态下带来的身体焦虑、35岁无法升管理层的恐惧、以及一线城市无法落脚的漂泊感，逐渐成为大厂员工无法逃避的问题，在日复一日的高压下，他们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平庸的现实。

“身体都熬垮了，生存都难，别提生活了。”在这个“内卷”加剧的时代，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再以“进大厂”为荣。

“大厂”也好，普通中小企业也罢，对于普通人而言，大部分体制外的工作待遇不高，福利没保障，找个双休、买社保的工作都很难；“大厂”的前景虽好，但996的福报也随之而来，最重要面对30岁危机，裁员风险也将随之而来。反之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工作，在传统的观点里，不但工作轻松、收入稳定，没有年龄歧视，享受正常的上班和休假待遇，还可以拥有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各种津贴在内的完善的社会保障。

如今，体制外无限可能的职业越来越少，年轻人在趋利避害、权衡利弊之下，加上本就是没吃过太多苦头的一代，他们将更钟意于稳定、轻松且体面的“体制内”工作。

那些扎堆“卷入”考公的年轻人

前不久，在某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好友阿雅（化名）在闲聊时与我分享了她的工作近况。她说，最近不少同事都放弃了现在的高薪，选择去了国企或参加各类体制内的考试。对于自身的发展她犹豫不决，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应该选择更加稳定的工作。”

如今，像阿雅这样的年轻人更多是焦虑与迷茫并存，他们焦虑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与自己不一样，迷茫自己的未来该如何规划。从前是互联网大厂的蜂拥而至，现在是体制内的挤破头。这些“从众心理”引发的后遗症，不仅不利于年轻人的个人发展，也对整个社会的就业结构和形态造成了影响。

在这种“从众心理”下，随波逐流“卷入”考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可现实是，那些千里挑一甚至是万里挑一的岗位，能够被选中的必然是少数，剩下的年轻人又该如何就业呢？有些被动进入企业，还有不占少数的年轻人因不想降低对职业的标准，选择年复一年的参加考试或者在家待业，这样的循环使我国长期以来“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体制内”or“体制外”，职业规划从来没有标准

其实，这些年来从体制内辞职的案例也不再少数，还记得当初的广州市检查院明星检察官杨斌，怀揣着“法官梦”的他在毕业后考入体制内，但在23年后，45岁的他选择辞职再重新出发成为一名律师。

因岗位轮换，杨斌在职期间调任到预防职务犯罪处，辞职前的工作是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不再经手具体案件。她说：“法律人真正的价值是办案，不能办案，再待下去也没意思。”

当被问及对“公务员辞职”的看法时，杨斌表示，这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反而代表了社会的活力。在当公务员面试官时，她看到一些年轻人还没进入体制，已经被“八股化”，而他们大多是社会的精英，职业发展本不该被束缚住。所以，辞职不可怕，一潭死水才可怕。

拿着一份固定的工资、上班喝喝茶看看报、下班就下下棋打打牌、不必加班不求业绩更没有加长版的KPI......这是“围城”外的人对公务员的理解。“体制内”真的有这么“香”吗？非也。

“内卷”从来就不分职业，“体制内”有着更加森严的等级关系、更加严谨的工作内容，这些并非任何人都可以适应，不少年轻人在费劲全力公考“上岸”后，发现岗位的工作内容、工作节奏，跟自己预期并不相同，于是选择了辞职。

高薪的羡慕稳定，稳定的羡慕高薪。“体制内”与“体制外”到底是哪个比较好？时代不断变化，这道题的答案也绝非恒定。大厂残酷，考公也不轻松。任何一条高性价比的赛道上，都必然挤满了人。关于职业规划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正确与否从来没有标准界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并为之努力奋斗，就是答案。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所说：“劳动既是一种行动，也是一种境遇，是一种把自己的标准取向引向自我的实在性”。每个人都需要在这个世界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每个人都需要寻找契合自己价值实现的通道，不必因为和别人不一样而焦虑，也不要一味封闭自己，多看一些、多思考一些才能做出对的选择。

此外，从社会层面来说，应该认识到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更多具有吸引力的优质就业岗位，给青年人才更多的择业空间，才能让“公考热”越来越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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